谨防城镇化扩张陷阱,红利虽诱人

类似问题在一些拉美国家已经出现。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城镇化率超过70%,但大量失去土地后进入城市的居民,由于没有获得稳定的工作,反而恶化了整体经济环境。这显示,城镇化一定要与市场现状相协调,不可盲目用行政手段推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他同时强调,这个红利期不是永久的,到了红利期结束后,会更多依赖外部市场,如国际贸易等。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城镇化的核心是要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现在的城镇不能以户口为限,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全面覆盖,不能再以户籍作为借口来阻碍城镇政府发挥其服务能力和水平。

其次,用行政手段推动城镇化,还有可能陷入投资驱动的陷阱,当下房地产与基建市场的投资回温已经证明这一点。继续增加投资驱动不仅效益低下,更会加重房地产泡沫,与调整结构、促进内需的整体战略亦不符,为未来埋下隐患。

倪鹏飞则表示,解决城市群内部的分割,应当建立一体化合作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比如对跨区域的城市群进行考核,将城市群发展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审计相结合等,从而促进城市群的发展。

暨南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恩表示,在引导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城市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社会管理制度将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以广东省内的城中村为例,解决异地型农村人口市民化的关键是要发展当地现代工业、统筹资源、改变市民观念。实际上,各地城镇化有其区域特色,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的建设难以为继。”陈恩如是说道。

今年大陆经济第一关键词是“城镇化”。李克强已经4度强调城镇化的巨大潜力。未来10年,大陆城镇化将成为东亚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变量。

避免资源过度向高等级城市集中

山东省的规划纲要提出,到2015年,该省城镇化率达到56%;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3%。其中,山东还提出了少见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2015年达到47%,2020年达到56.5%。所谓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这是相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概念。

总之,未来10年大陆的城镇化不能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官员尤其要避免追求某种数字高增长的冲动。

与上述国家情况不同,杨现龄表示,也有一些国家城市化率到了70%之后进入停滞状态,即在一个国家城镇化不再增长的情况下,但人均财富还在增长。“早期城市人口的扩张,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从农村进入城市,带来了潜在生产效率极大提升,但当人口不再增长,城市为什么还会驱动人均财富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是51.27%,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蓝皮书称,按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达到40%~60%的时候,“城市病”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此时,推进城镇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中新网1月11日电台湾《旺报》11日发表社论说,城镇化具有拉动经济的引擎效应。红利看似诱人,但“城镇化”能否解决所有问题,其实也存疑。在大陆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须防掉入四大陷阱。

从1998年的33.3%,到2008的46.9%,再到2018年的59.58%——20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走过了一个高速发展期,现在依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新型城镇化需释放更多制度红利

城镇化具有拉动经济的引擎效应。红利看似诱人,但“城镇化”能否解决所有问题,其实也存疑。在大陆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四大陷阱。

不过,多位与会专家也提出,当前阶段我国的城镇化也面临一些问题,出现了优质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并导致成本高企、城市群间城市联系不紧密而呈现等级化特征等现象。这也意味着,城市群不宜过度突出“群主”的地位。多名专家认为,要通过市场的作用让城市平等竞争发展,尤其要允许资源向成本低的空间流动,更多释放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释放土地潜在的活力。

福建提出推动福州和厦漳泉两大都市区建设,加快区域金融、医保、交通等同城化工作。贵州的目标是,到2015年,全省城镇人口增加至1450万人左右,城镇化率达到41%左右,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江西省2011年城镇化率为45.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57个百分点。江西要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必须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各地的规划的内容来看,未来城镇化的主体思想还不仅仅停留在地产方面,它涉及了交通建设等多个方面。

对此,台湾的经验或值得大陆决策者研究。台湾在城镇化过程中,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不少农民甚至因此成为百万富翁。农民借助这一资本进行创业,大量的中小企业带动发展,自然形成城镇。大陆如果能够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将为城镇化带来新的市场活力。

中国城镇化还有15~20年红利期

据悉,云南的目标是,到2015年城镇化水平达到45%左右,2030年达到65%左右。在未来建成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滇西、滇东北、滇东南、滇西南及滇西北等6大城镇群,打破行政区划约束,跨地区优化资源和生产力配置,目前《滇中城市群规划
2009 2030
》已经得到批复实施,滇中将被培育成为全省跨越发展的重要引擎,进而推动滇西、滇东北、滇东南、滇西南及滇西北城镇群加快发展,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文章摘编如下:

在杨现龄看来,这是网络效应的作用。当人不增加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因为交互的增加,沟通的增加,创新的增加,创意的增加,带来了财富的增长。所以城市化到一定阶段之后,财富增长动力来自网络效应,要做到让更多的人纳入城市网络,这是正确的解决方案。

1月24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山东省城镇化发展纲要(2012-2020年)》称,该省城镇化发展仍存在“质量不高、速度不快”的问题。特别是“城市群发展滞后,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小城镇规模小、实力差,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不足、承载力不强,城镇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城镇化综合配套改革和发展动力不足等。”

最后,由于人口红利减少,新城镇化战略可能面临动力不足。目前大陆农民平均年龄快速上升,青年民工荒现象持续出现。未来农村可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数量明显不足,推进城镇化可能造就“空城”。

形成这样的差异,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群一直是向“核”发展,而周边城市的发展没能跟上。实际上这些周边城市未来可以释放巨大空间,也可以成为降低城市住房成本、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最重要的载体。

“也就是说把人分几等这种方式是坚决要去除的,因为它完全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杜猛表示,“我们不可能看到既一片辉煌又要用封建那一套的方法管理现在的市场经济,这是不现实的,也是格格不入的,同时它会带来畸形发展和后遗症”。

第三,在放开户籍制度后,农民工群体可能带来福利陷阱。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全面覆盖,不能再以户籍作为借口,但政府可能因此财政透支,走入负债陷阱。

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也肯定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并强调“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四化”,即国际化、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目前在外部环境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国想要走以往依靠走出去、依靠高投资的发展模式,在可持续方面存在很大困难,这个时候就更要依靠市场化和城镇化。

具体到对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布局,将在东部地区,优化提升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资源(9.45,-0.04,-0.42%)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

首先,城镇化如果急于求成、崇拜指标,过多使用行政手段,政府垄断性地把资源集中提供给城市,就容易与市场脱轨,在政府力量脱手后迅速衰弱。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上一轮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分正确,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城市之间形成的群体还十分薄弱,根本原因是财政分权的体制,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强势政府造成的。由此导致了行政上的分割。

贺铿说对城镇化的提醒是:“我认为现行的土地制度既制约农业现代化,又制约真正的城镇化。土地制度不进行改革,土地不能有偿的流转,你不可能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实现城市化。”

大陆未来十年城镇化的重要目的,应精心寻找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最优发展模式,继续释放大陆庞大人口与广袤地域之间的发展潜力。

在李铁看来,高等级城市有了资源就通过卖地来发展房地产,不断的扩张,导致城市铺的摊子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过高的土地价格不利于人口进入城市,不利于城镇化红利的实现。过高的成本使得城市和农民进城之间有了天然的鸿沟,阻碍了进一步城镇化发展,城市包容性下降。

有分析报告指出,国家为城镇化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高达每人40万元。平均一位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国家要花费40万元,如以每年1%的城镇化速度计算,我国每年的进城农民达1300万人,可拉动52000亿元内需,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39万亿元的13%。

中国推进城镇化潜力十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不过李铁认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只有43.4%。“从43.4%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到70%的城镇化率,这15~20年之间我们还有一个红利期。”李铁说。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并且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图片来源:新华社

杜猛一再强调,土地改革的政策可以阻止通过土地改革的红利让部分利益集团获得利益,从而让农民获得利益。

李铁指出,由于优质资源的过度集中,导致了高等级城市更多追求城市质量,忽视了城市对就业人口的容纳。而且一些成本低的中小城市发展的活力受到遏制,这一现象在城市发展中比较普遍。

专家指出,城镇化将成为新时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推进城镇化势必推动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城镇人口的增加需要新建更多的住房,需要兴建更多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这将带动铁路、市政等多个行业投资的快速发展。

2月16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热点前瞻沙龙上,中国城市和小城市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李铁发表演讲时表示,城镇化是拉动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发动机,城镇化也能够拉动就业的增长,中国的城镇化还有15~20年的红利期。

云南省去年年底公示的《滇西南城镇群规划(2012—2030)》以及《滇东南城镇群规划(2012—2030)》,提出建设滇东轻工产业为主的沿边城镇群。

李铁表示,释放城市活力上,要在下放权限改变中国等级化管理结构方面做更多文章,这可以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来实现。例如,我国以特大城市为主体的都市圈中,轨道交通通常只有几百公里,而在一些欧美国家500万到800万人口城市,周边的城市轨道交通往往有2000~3000公里。

山东省同时提出,到2015年,“每年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120万人;城镇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5万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45%以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5年下降17%”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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